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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五事”模型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现状分析
时间:2019-07-08 16:48:54  来源:《广东经济》2019年6期  作者:任巍 简浩

 

一、引言

 

2014年,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的部署和要求,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业健康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意见》。以此为契机,各地根据本地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实际情况,纷纷出台意见以指导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

 

广东是经济大省,也是人力资源大省和劳动就业大省,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迅速,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达几千家,极大地推进了广东人力资源市场的繁荣与发展。与此同时,人力资源市场的发展也是日趋复杂,人力资源中介更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经济、新商业、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人力资源市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首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就吸引了来自海内外的焦点目光。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主题的研究文献将近2000篇,其中2017年文献量为817篇,2018年文献量为1109篇,近两年研究文献占比超过97%。毫无疑问,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国内战略规划以及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研究日益丰富,然而关于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的研究严重不足,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研究更是微乎其微。人力资源服务业作为生产性服务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也是广东省经济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相关概念

 

(一)“五事”模型

 

五事,源于《孙子兵法·计篇》。成书于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是我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军事典籍,其中许多军事思想至今依旧发挥重要作用,如兵贵神速等。在现代,《孙子兵法》的作用早已不再局限于军事范畴,其中的思想还被广泛应用于政治斗争、商业竞争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禚晨皓,2012[1]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孙子兵法·计篇》)所谓的“五事”,即“道、天、地、将、法”。只有深入了解这“五事”,才能在竞争中先发制人,百战百胜,否则将被淘汰。正如孙子所言,“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孙子的“五事”思想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领域研究中,如社会管理创新(刘旭,2012)、医道(冯云霞等,2015)、中国足球改革(刘晓宇,2008)、警务实战(李连忠和蒋小兵,2008)、跨国并购战略管理(谭三艳,2008)、企业文化建设(禚晨皓,2012;孙玲,2012)等。这些研究均表明“五事”思想的巨大生命力。

 

(二)“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和内涵

 

“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诞生经历了漫长的历程。2005年《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发展纲要(20042020)》正式提出“湾区”的概念;2008年《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提出“将珠三角9市与港澳的紧密合作纳入规划”,粤港澳地区合作发展的国家政策开始出台;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首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2017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粤港澳大湾区被纳入顶层设计。

 

当前学界对“粤港澳大湾区”范围界定并未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陈端海(2017)指出,当前大多数人仍把“粤港澳大湾区”视为是以“大珠三角”即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群[2]。胡兆量(2009)认为是香港、澳门、珠海、中山、广州、东莞、深圳全境及其所辖海岛和海域[3]。陈朝萌(2016)则将粤港澳大湾区分为核心层、协同层和辐射层三个层次。“核心层”指临近珠江口岸线的滨海地带;“协同层”包含广东省沿海地市及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辐射层”则泛指珠三角区域[4]。颜彭莉(2017)指出,无论“粤港澳大湾区”范围界定如何,其本质都是协同发展[5]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研究大多是围绕其建构意义(如:胡兆量,2009;任方舟和张玉阁,2017;陈俊达和露易霞,2015)、地区关系与功能定位(如:毛艳华等,2017;陈朝萌,2016)、建设优势与条件(如:刘刚,2015)、面临劣势与障碍(如:黄晓慧和邹开敏,2016;杨素敏,2014)、合作模式探索与策略选择(如:王红彬,2014;申勇和马忠新,2017)等方面展开。张日新和谷卓桐(2017)总结指出,尽管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仍然存在诸如研究主体缺乏共识、研究层次和视角过于单一、对内在规律和演变机理把握不足以及实证研究结果过于单薄等问题[6]

 

(三)人力资源服务业

 

国内最早提出“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学者是张焱(2002),她认为人力资源服务作为一个产业,指的是生产和提供人力资源服务产品的众多经济单位的集合[7]。潘金云(2004)则将人力资源服务业定义成:为人力资源的成长、管理、开发、流动等实践活动提供服务的组织与个人及其相关的业务活动体系[8]2014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意见》对人力资源服务业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意见指出,人力资源服务业是为劳动者就业和职业发展,为用人单位管理和开发人力资源提供相关服务的专门行业,主要包括人力资源招聘、人力资源培训、人才测评、高级人才寻访、人力资源外包、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人力资源信息软件服务等多种业务形态

 

杨妮娜(2015)总结指出,有关人力资源服务业的研究主要围绕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的意义(如:姚战琪,2012;卲鲁、郑美群,2009)、发展的总体情况(如:李震,2003)、发展的障碍(如:汪怿,2007;董小华,2013)、国外人力资源可资借鉴的经验(如:宋歌,2014)、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的建议(如:来有为,2010)等方面展开,未来人力资源服务业研究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9]

 

三、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服务业的现状分析

 

鉴于“五事”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包容性和开放性,学者将其发展成为“五事”模型。我们基于“五事”模型,在该视角下探究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一)“道”

 

孙子曰:“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孙子兵法·计篇》)“道”是指导思想,是发展理念,是发展目标。缺乏“道”,就无法做到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发展如果没有“上下一心”,其发展就会举步维艰。指导思想上,《关于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意见》指出,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发展理念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发展目标上,《关于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建立健全专业化、信息化、产业化、国际化的人力资源服务体系,实现公共服务充分保障,市场经营性服务逐步壮大,高端服务业务快速发展,服务社会就业创业与人力资源开发配置能力明显提升。”

 

当前,广东省尚未出台关于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具体意见,难以窥见广东省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发展目标。粤港澳大湾区内,目前广州市已出台《广州市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意见》并提出了自身的发展目标,而其他地区的相关意见仍在筹划当中。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服务业整体发展目标仍在酝酿当中。

 

(二)“天”

 

孙子曰:”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孙子兵法·计篇》)“天”即为大环境。荀子曰:“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 天论》)不知“天”,就不能适应环境、利用环境。离开大环境谈“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发展是不现实的。

 

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的“天”是什么?“天”是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与技术环境的统一体。从政治环境上看,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向前发展(见表1)。

 

这些政策、法规均表明,人力资源服务业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已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除了国家层面,广东省也出台了一系列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政策措施(见表2)。由此可见,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发展具备良好的外部政治环境。美中不足的是,与江苏、浙江等地相比,广东省目前关于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尚未正式公布实施,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政治环境仍有不小变数。

 

从经济环境上看,近年来,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飞速发展。截至2016年,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行业从业人员达到55.3万,同比增长22.6%;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达到26695家,其中民营性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达到18859家,占比超过70%;全行业营业总收入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到11850亿元,同比增长22.4%。当前,广东省拥有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2700余家,数量位居全国前列。广东省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未来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需求潜力巨大。作为广东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区,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服务业也处于蓬勃发展的态势之中。

 

从社会环境上看,萧鸣政等(2017)借助百度指数、微博指数、微信指数这三类权威性较高的检索指数进行调查后发现,广东、浙江、北京等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对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关注度和热议度较高[10]。萧鸣政等(2017)进一步引入Alexa排名来分析人力资源服务相关网站的流量,结果表明,山东、广东、江苏等地对于人力资源相关资讯关注较多[10]。这些调查结果均表明,当前社会对人力资源服务业关注度日益高涨。此外,越来越多的企业为了削减成本,逐渐把企业的人力资源业务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社会正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转变,这种消费观念的变化为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数据表明,2016年全国人力资源服务业新兴业态蓬勃发展,服务产品层出不穷。其中,人力资源外包、人力资源培训、人力资源管理咨询、高级人才寻访等业态同比分别增长5.7%8.6%7.7%12.9%[10]

 

最后,从技术环境上看,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出现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扫清了技术障碍,信息化已经成为当今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的潮流,一大批“互联网 +”新兴企业破茧而出。

 

由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技术环境统一而成的“天”,构成当前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的大环境。总体而言,“天”为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沃土。

 

(三)“地”

 

孙子曰:“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孙子兵法·计篇》)“地”是地理位置。冯邦彦(2017)指出,粤港澳大湾区三面环陆连接东盟,海岸线漫长,坐拥三个全球十大港口,地理位置优越;湾区内高校林立,科研实力雄厚。此外,广东省制造业领跑全国,服务业也在港澳的带动下形成一定规模[11]。最后,粤港澳大湾区内交通发达,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粤港澳大湾区是名副其实的广东省经济发展核心区。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优势,湾区的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势头有增无减。

 

(四)“将”

 

孙子曰:“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孙子兵法·计篇》)集“智、信、仁、勇、严”于一身的“将”意指高素质的人才。截至2015年底,广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业从业人员1.5万名;2016年深圳经济特区人力资源服务业从业人员2万多名。总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服务业从业人员在全国占比较高,但是服务业人员素质不高,领军人才仍略显缺乏,所谓“兵多将少”。《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从业人员达到60万,领军人才达到1万名左右”的发展目标。按照每60名从业人员需要1名领军人才的比例,粤港澳大湾区的“将”显然是不足的。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广州市已经草拟了《广州市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中介机构创新发展办法(征求意见稿)》,办法提出每年要评选10名“广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业领军人才”并对评选出的每名“广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业领军人才”给予50万元奖励,对引进高端人才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制定了不同的奖励标准。此外,该办法也提出实施“广州市人力资源服务业高级人才培养计划”。总体而言,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加大人力资源服务业领军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发展储备“良将”。

 

(五)“法”

 

孙子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孙子兵法·计篇》)“法”是指法令规则、制度安排、结构安排。无规矩不成方圆。当前,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众多,但是良莠不齐,人力资源市场活动秩序仍略显紊乱,亟须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以规范人力资源市场发展。但是,“一国两制”下粤港澳三地的特殊性,在法律制定、执行等方面不可避免存在冲突。邱佛梅(2017)认为,法律冲突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域规划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三地三种不同法律制度下开展的区府合作和经贸合作,不仅仅存在静态意义上的民商事、经济管理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冲突,更存在三地在立法权、司法权和执法权行使上的冲突[12]。当前,《广东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与《广东省职业介绍管理条例》是指导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活动的重要法律法规;除此之外,湾区内各地也根据实际制定了用以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人才市场管理规定或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等法规。

 

但是,随着人力资源服务业的发展,原有法律法规已不适应实际发展的需要。目前,广州、深圳等人力资源市场相对发达城市已经探索制定地方性的人力资源市场条例,探求以地方立法的形式规范人力资源市场发展。制定《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条例》已被广东省人大纳入立法规划。旧制正在过时,新规尚未确立,处于过渡时期的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存在一定灰色地带。

 

从制度安排上看,由于粤港澳大湾区的特殊性,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是两种制度的合作(毛艳华,2017),三个独立的市场体系在经济制度、行政体制、财政体系、货币发行制度以及经济发展规划制定方面完全独立,民权利、生活方式差异较大[13]。黄晓慧、邹开敏(2016)指出,刚性制度约束和行政差异是合作瓶颈产生与推进缓慢的主要障碍[14]。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粤港(粤澳)已构筑了“行政协议+联席会议+专责小组”的协作治理机制,在区域协作治理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合作仍局限于粤港(粤澳)双方,粤港澳三方协调力度仍然较小[15]2009年粤港澳三方协调联络会议的召开开启了粤港澳协作治理机制的探索,2017年《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的签署表明多方协作的治理机制建设再度升级。必须承认,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在体制机制等制度安排上存在协调问题,协调机制建设仍是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必经之路。

 

……

 

(本文摘自《广东经济》杂志,详见《广东经济》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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